有聲書法律定性研究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娛樂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如何更多的搶占用戶的業(yè)余時間成為各企業(yè)核心競爭動力，短視頻、電子書、有聲書等各種形式的商業(yè)模式都在爭相的搶占用戶更多的關注和停留的時間。有聲書早在1980年就已經出現，隨著互聯(lián)網與數字化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有聲書市場得到了迅猛發(fā)展，一度成為與電子閱讀、紙書閱讀并駕齊驅的閱讀方式。2019年中國有聲書行業(yè)市場規(guī)模達到63.6億元，持續(xù)三年增速高于30%。2019年中國有聲書用戶數量為4.78億，同比去年上升19.0%，預計2020年將達5.69億。 市場規(guī)模的持續(xù)增長與用戶數量的不斷上升，呈現出它的巨大發(fā)展?jié)摿?，并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創(chuàng)業(yè)者、出版商、個體主播紛紛進入該行業(yè)，行業(yè)主要平臺如喜馬拉雅、蜻蜓FM和懶人聽書等相繼得到數輪高額融資。近年來，通過融資、并購、購買版權和簽訂戰(zhàn)略合作等方式，各大資本紛紛針對IP內容和有聲書平臺展開市場布局，使得該行業(yè)一度呈現出繁花似錦的景象。

但是如此巨大的市場規(guī)模卻是在法律關系定性不明的背景下發(fā)展起來的，伴隨著市場的不斷拓展，其背后的問題也隨之暴露，并處迅速增長之勢。因有聲書形成之特別屬性，關于有聲書是文字作品的復制品還是改編作品均有不同的聲音，且其在實務界和理論界均未達成一致意見，導致企業(yè)、用戶等市場參與者以及法院司法判決均無所適從，亟需法律作出符合社會需求的權威回應，統(tǒng)一規(guī)范市場行為，新事物才能有序發(fā)展。

要有序規(guī)范一個市場行為，首先需要分析其基礎邏輯，本文希望通過分析有聲書的產生形成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的工作分配、符合著作權法上的獨創(chuàng)性表達體現在哪個環(huán)節(jié)，以期闡明有聲書的法律屬性。

什么是有聲書呢？是一種個人或多人依據小說文本，并借助不同的聲音表情和錄音格式所錄制的用聲音來表達內容的書，其形式包括有聲小說、廣播劇、單人演播劇、多人演播劇、音頻節(jié)目等，傳統(tǒng)的有聲書是指有聲小說，是完全依據小說內容進行逐字逐句朗讀并配以音樂、音效，不會改變文字內容。但是現今時代，有聲書的形式豐富多彩，廣播劇、多人演播劇、音頻節(jié)目均會改變文字內容，其產生方式主要是以小說內容為基礎，創(chuàng)作成適用于演播的劇本。拿廣播劇來說，一般由多個播音員或配音演員按照劇本進行“演出”，以人物對話和解說為基礎，并充分運用音樂伴奏、音響效果來加強氣氛，人物對話是推動劇情發(fā)展的主要手段。而多人小說劇會將作品通過編排和排版，將劇情和人物對話進行順序調整，制作時將主要角色進行區(qū)分，由多位主播進行有聲演播，運用音樂伴奏、音響效果加以輔助，旁白是推動劇情發(fā)展的主要手段。小說劇和廣播劇兩者最大的區(qū)別在于，通常情況下，小說劇以旁白為主，角色對話為輔，每位主播可以擁有兩個以上的角色配音；廣播劇則以角色對話為主，旁白為輔，每位主播擁有不超過兩個以上的角色配音。兩者的共同點在于將文字作品制成有聲書時會改變文字內容，以小說內容為基礎改編創(chuàng)作成演播劇本，并依據劇本進行錄制。

根據以上分析，有聲書的形成由三個步驟組成：“小說文本”、“錄音”以及“后期制作（添加音效、配樂等）”。

小說文本是基礎，其是討論錄音制品是改編作品還是復制品的決定性因素，討論某一作品是否構成改編作品，事實上即是討論其制作行為是否屬于著作權法上的改編。如果針對作品的行為屬于改編，則行為結果便應當形成改編作品，該行為也應歸改編權控制。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規(guī)定的改編權 “改變作品，創(chuàng)作出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新作品的權利”可以得出，構成改編行為應具備：改變原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表達、改編行為本身具有獨創(chuàng)性且改編作品應是在原作品基礎上的創(chuàng)作，應與原作品核心內容保持一致。在“謝鑫與深圳市懶人在線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判決中也體現了這一點，法院認為：“作品均以形成外在表達為其前提要件，對作品的改編應以改變作品之表達，且該改變具有獨創(chuàng)性為前提。對于文字作品而言，文字表述是其作品的表達所在，改編文字作品應以文字內容發(fā)生改變?yōu)榍疤?。本案中，首先，涉案作品在被制成有聲讀物時，被改變的僅僅是形式，其文字內容并未被改變，制作有聲讀物的過程屬于對涉案作品的復制，而非演繹。固然，對同一作品，不同的朗讀者在朗讀時會對音調、語速作出不同的選擇，甚至于會配以富有個性的背景音樂或音效，最終傳遞出的聲音可能存在差別，給聽眾帶來不同的感受。但因這種選擇與安排并未改變作品的文字內容，即未改變作品之表達，故不屬于對作品的演繹。因而，涉案有聲讀物實為朗讀涉案作品并進行錄音后形成的錄音制品，是對涉案作品的復制，而不屬于對涉案作品進行演繹之后形成的新作品?！贝伺袥Q深入細致的說明了一部有聲作品是否構成改編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錄音是將由播音員或配音演員以個人朗讀、多人對話、旁白解說等的形式將小說文本表演呈現的過程進行錄制，這個過程中不存在表演者的創(chuàng)作行為，不論其是依據小說文本還是演出劇本都不會改變文字作品的表達，也就無從討論是否“改變”了小說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表達，是否屬于“改編”行為，在“謝鑫與深圳市懶人在線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 判決中說明了這一點“對涉案作品進行朗讀不會形成改編作品。在著作權法中，朗讀行為不屬于創(chuàng)作行為，而屬于對作品的表演，朗讀本身不會為作品添加新的獨創(chuàng)性成分?！碑斎唬煌谋硌菡?，可能會有停頓、重音、語速、語調等方面的不同表演方式，會給聽眾不同的感染力和故事感，這也是表演者的價值所在，《著作權法》將其單列出來在第四章“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條款中予以保護，常稱之為“領接權”，足以體現其重要之處，但是這種選擇與安排并未改變作品的文字內容，不應屬于對作品的改編，而應屬于對作品的表演，歸屬于《著作權法》第四章條款的控制，表演者可對其表演享有表演者權。

后期制作是指將錄制好的表演內容加入個性的背景音樂、音效等，進行精心編排、剪輯、制作，以配合故事中跌宕起伏的劇情，營造場景效果和畫面感， 在此過程中固然注入了制作者的智慧與大量精力，但是在此過程中是否有改編行為呢？如前所述，構成改編行為應具備：改變原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表達、改編行為本身具有獨創(chuàng)性且改編作品應是在原作品基礎上的創(chuàng)作，應與原作品核心內容保持一致。顯然在錄制好的表演內容里添加背景音樂、音效不符合前述條件，這個過程既沒有改變原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表達，其行為本身也達不到獨創(chuàng)性的標準，其只是在原作品內容里添加了新的、可分離的作品或者非作品音效元素，如果新增加的音效、音樂構成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則其單獨享有音樂作品的版權，如果不能構成作品，則按存在于公有領域元素，可自由使用。

因此，要判斷有聲書是復制作品還是改編作品，不能光從其名稱上判定，而要深入分析其作品的表現形式，它的產生方式，不管產品形式如何變化，其內在邏輯是通用的，當然，關于有聲書的法律定性市面上仍不同聲音，司法實踐也有不同的判決，在賈某剛與中國科學文化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等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聽世界春秋》在使用原作《賈某剛說春秋》的主要內容時，在保留原作基本表達的情況下，對原作的表現形式進行了改變，將原作的書面語言轉換成適于演播的口頭語言表達形式，并進行了再度創(chuàng)作，具有一定的獨創(chuàng)性，構成對《賈某剛說春秋》的改編，而該改編行為未取得原著作權人賈某剛的授權，故該行為構成對賈某剛改編權的侵犯”與謝鑫與深圳市懶人在線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的判決截然相反，由此可見，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有聲書的定義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法律也沒有明確規(guī)定，導致有聲書性質認定混亂。長期下去，將嚴重影響有聲書市場的持續(xù)健康發(fā)展。隨著社會的進步，產品形式也會不斷變化，只有跟上時代的步伐，知悉其內在邏輯，及時作出明確的規(guī)則指引，才能更好的認識新事物，適應新環(huán)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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