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危機傳播管理視角下網絡輿情風險防治策略分析

摘要:在當前新媒體時代， 社交媒體和移動客戶端的深度融合，推動了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蓬勃發(fā)展，信息傳播格局和網絡輿論生態(tài)呈現全新形態(tài)。自媒體的迅速崛起，消解了傳統(tǒng)媒體話語權的壟斷，為草根聲音提供了表達渠道，豐富了表達手段，網絡輿論議題設置向社交媒體傾斜，社會熱點事件和話題呈現頻發(fā)態(tài)勢。同時，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矛盾頻顯，社會公共事件中民眾負面情緒容易在網絡虛擬空間尋找釋放出口，輿論風險已經成為處于轉軌轉型期我國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探索完善輿論風險治理途徑已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對于新時期社會風險管理和社會治理工作具有積極的正面意義。

網絡輿情風險呈現爆發(fā)燃點低、傳播快、應對難等諸多特點。隨著我國網民用戶的增多，網絡輿情已逐漸成為現實社情民意的表征體現，網絡輿情風險已成為社會風險的主要方面，對其防范與治理，已經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探索完善輿論風險治理途徑已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對于我國社會風險管理和社會治理工作具有積極意義。

    一、網絡公共事件中的輿情風險表現

   （一）圈群化網絡動員下的潛在輿情風險

隨著“兩微一端”的逐步發(fā)展，社會化媒體和傳統(tǒng)媒體構成了當前我國傳播格局和輿論生態(tài)格局，社交媒體下的“圈群化傳播”成為網絡輿論場中的洶涌暗流。近年來頻繁發(fā)生的涉及“訴求性群體利益”突發(fā)公共事件，在圈群傳播的環(huán)境下，會通過QQ群、微信群等“圈群”渠道擴散到其他社群，進而傳播到整個網絡輿論場域，甚至經由社群動員，線上討論會發(fā)展為線下大規(guī)模群體性事件或運動。

這些線上“圈群”由于具有隱蔽性、信息傳播迅速、組織化程度高等特點，利于利益相關者迅速聚集形成某一公共事件的“共同利益訴求群體”，為他們展開群體討論、策劃和相互動員，從而形成一定的群體動員能力提供了天然平臺。圈群由于隱蔽性高，輿情信息暗潮洶涌，不易察覺，一旦聚積爆發(fā)，將會衍變成公共輿情事件，給政府治理工作帶來巨大挑戰(zhàn)。

在當前日益分眾化媒體時代，因共同興趣、話題分享而形成的新時代網絡社群，在風險規(guī)避中會產生心理或身份認同，社群內形成瞬時強關系，風險信息會通過QQ群、微信群等“圈群”渠道擴散到其他社群，進而傳播到整個網絡輿論場域，從而加速輿情風險的擴大和傳播。

圈群化傳播的基礎是職業(yè)群體和興趣群體的有效形成。在社交媒體時代，網民分化成各個社群，社交媒體屢屢扮演輿情發(fā)酵場域，在2016年和頤酒店女孩遇襲、雷洋案等幾起典型輿情事件中得以體現。

   （二）網絡謠言頻發(fā)導致輿論失真，加大輿情研判難度

近年來，在各大公共輿情事件中，由于信息多元化以及政府信息公開力度不夠等原因，網絡謠言頻發(fā)，導致輿論失真。當前，網絡輿論作為社會輿論的表征，已經成為我國政府社會治理科學決策的主要依據。然而，以謠言為代表的虛假網絡輿論，既誤導民眾，惡化網絡輿論環(huán)境，又對政府科學決策產生不利影響，加大輿情研判難度。

   （三）非理性輿論對公權力不當干預，侵蝕我國司法體系

一些學者將輿論稱為“第四種權力”。輿論對公共事務的影響，漸成我國民主政治向前發(fā)展的重要表征，網絡輿論現已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監(jiān)督公權力行使的利器。然而，輿論監(jiān)督在促進社會發(fā)展的同時，也會對我國社會司法進行不當干預，帶來消極后果。在網絡公共事件中，“輿論審判”現象時有發(fā)生，嚴重侵蝕我國司法體系。網絡輿論具有非理性特征，其自發(fā)性和盲目性，使其并不一定代表社會正義。 如果公權力受制于虛假的、 被誤導的網絡輿論，則會對我國社會治理工作產生不良影響。

   （四）“對抗式解讀官方信息”輿論頻發(fā)，加大官民裂隙

由于我國政府部門長期以來公信力不彰的歷史原因，以及輿情應對時信息發(fā)布能力不足等現實原因，在突發(fā)公共輿情事件或政府公共政策發(fā)布時，官方信息容易引發(fā)民眾“對抗式解讀”，即：“官方解釋什么，民眾越懷疑什么”的惡性循環(huán)。

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部門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我國廣大網民在網絡匿名環(huán)境下的“批判心態(tài)”。特別是在開放的網絡輿論場中，輿論逆向思維和反應，成為當下諸多公共輿情事件中的普遍現象，挑戰(zhàn)黨和政府的權威，成為一部分網民的社會心態(tài)。隨著我國民眾民主意識的不斷增強，在多元化的輿論場中，“否定性的聲音”和“批判性的觀點”容易引起公眾的興趣，引發(fā)公眾參與社會公眾事務的討論和共鳴。

一旦政府部門處置網絡輿情中稍有差錯，就會被網絡輿論放大，政府部門因此陷入“塔西佗陷阱”，官方信息的公信度不足以引導輿論的正確走向，反而會加劇公眾的不滿情緒，引發(fā)公共事件的次生輿情。

二、網絡輿情風險防治策略

（一）政府部門應該做到信息的及時公開

在社交媒體時代，網絡輿情風險具有較強的突發(fā)性、極強的聚集性、明顯的疊加性、較強的隱蔽性和極大的盲從性等特征，這些特征給政府部門風險應對工作帶來極大挑戰(zhàn)。在一些突發(fā)公共事件中，涉事的政府部門主體要高度重視前期干預，讓官方主流聲音占據網絡輿論場，第一時間向公眾提供事件的核心信息、背景、觀點等，滿足民眾在重大事件面前對信息量的需求，及時消除公眾的猜忌和恐慌。

2016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于在政務公開工作中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回應的通知》中明確規(guī)定：對涉及特別重大、重大突發(fā)事件的政務輿情，要快速反應、及時發(fā)聲，最遲應在24小時內舉行新聞發(fā)布會，對其他政務輿情應在48小時內予以回應；2016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再次印發(fā)《<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要求對涉及特別重大、重大突發(fā)事件的政務輿情，最遲在5小時內發(fā)布權威信息，在24小時內舉行新聞發(fā)布會。實踐證明，信息的及時公開和權威發(fā)布是治理網絡謠言傳播最為有效的途徑和手段。正所謂“大道不暢小道必猖”，只有在突發(fā)事件發(fā)生后進行及時的信息公開，才能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有效遏制網絡謠言的傳播，降低輿情風險。

（二）制定政策時，最大限度傾聽“網絡民意”

隨著網絡的日益普及，我國網民數量在持續(xù)增長，網絡已經滲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重大突發(fā)事件中，網絡民意在逐步逼近現實的社會民意，漸漸成為社會民意的表征。

政府部門在制定一些公共政策和決策時，應最大限度傾聽“網絡民意”，將網絡民意看做社會民意的基礎。近年來，在“交通運輸部調研和出臺網約車新政”和“全國婦聯推動廢除嫖宿幼女罪”兩起事件中，政府部門將網絡民意納入到政策制定過程，認真傾聽網絡民意，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重拳打擊“網絡水軍”等非法網絡公關行為

在網絡輿情風險形成過程中，以網絡水軍、網絡推手為代表的非法網絡公關對風險的聚集和加大發(fā)揮一定作用?！熬W絡黑社會”是指專門操縱網絡輿論并獲利的非法團體，在突發(fā)事件中，他們?yōu)榱俗陨砝嬷圃鞜狳c話題，吸引網民圍觀，利用網民的社會情緒促進意見表達的匯聚，形成輿論熱點。這些非法公關的背后，是網絡謠言、傳言、危言的傳播，帶來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等，嚴重危害社會穩(wěn)定。政府部門要從相關法律制度完善，到政策執(zhí)行等方面，重拳打擊這些非法網絡公共行為。

   （四）樹立輿情風險防范觀念

很多突發(fā)公共事件之所以演化成輿情熱點事件，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涉事的政府部門缺乏輿情管理的風險防范意識。突發(fā)事件發(fā)生后，如果從事件苗頭上進行科學處置，積極回應社會和公眾關切，滿足公眾知情權，民眾對事件的關注情緒就會平復，事件就不會演變成輿情熱點事件。在公共輿情管理中，各級政府部門要建立相應的輿情風險評估、監(jiān)測、信息共享、研判等機制，有效防范輿情風險，減少輿情風險給社會治理工作帶來的負面效應和時間、經濟成本。

參考文獻：

1.王秋菊,師靜,王文艷.網絡輿情風險的表現及規(guī)避策略[J].青年記者,2014(16):58-59.

    2.劉麗敏.網絡輿情風險的形成與規(guī)避研究[D].湖南大學,2015.

（作者系內蒙古民族大學傳媒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