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絕學觀的科學性辨析

明清之際，黃宗羲提出，“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接著講道，“郡縣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發(fā)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明夷待訪錄》），認為絕學上有所發(fā)明者當國家人才之考核和提拔用。此處有兩個要點：其一是絕學用于發(fā)明，其成果當經世應務，解決社會實際問題，這是浙東學派的學術精神；其二是發(fā)明始于研究，其內容屬科學范圍。其目的和方法是否具有科學性，本文擬對此加以闡述。

一、浙東學術的應務考察

學術界論及明清浙東學派的淵流，基本都會追溯至南宋事功學問。南宋浙學是針對宋代道學的道德性命理論流于空疏、形上之弊病而發(fā)展起來的，以事功對峙天理。明清浙東學派接續(xù)其傳統(tǒng)，盡管章學誠等人一再強調其學有所宗，不立門戶，多軌并行，但其實際主張還是經世致用的實學，側重經、史、事之研究，成就斐然，為后世贏得浙東史學派、經史學派等名聲。在此基礎上，黃宗羲提倡絕學研究。宋儒認為，絕學是指圣學，為往圣繼絕學是其認為儒學道統(tǒng)在漢唐已偏離，甚至失傳，要復興傳統(tǒng)經典，接續(xù)先秦孔孟之道，并以此作為自己的學術使命。南宋事功之學對其絕學不以為然，但并非不弘揚儒道進行道德教育，而是認為哲學不應將天理人欲分開，反對先性后情和體用本末之別，主張在其合一的基礎上呈現(xiàn)漢唐事功的價值。南宋事功之學雖不免遠道偏至之譏，但發(fā)展出重視濟世達務的學問，將儒家經典看成當時歷史和事件的表征，當作可資后世借鑒的經驗教訓，而非高高在上只能聽命的天理。其強調儒道應該切于社會和生活的功用，將經術、史學和事功三者合一，注重對社會事務和才藝技能的掌握，涉及經濟、財會、政治、軍事、法律、農業(yè)和人事制度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之際，浙東學派正式接續(xù)“絕學”一詞，更換其內容，用以涵蓋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和水利等科技實務領域，其中歷算、占候與天文物理、歷學計算和天象人事有關；而樂律主要與儒家禮樂相關；測望是幾何、代數(shù)及其應用的產物；火器更是西方技術的發(fā)明；水利指水運交通和河流灌溉，涉及水文、土壤、地理和交通等方面的知識，擴展與加深了南宋事功之學的內容，顯然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知識沖擊的結果。

事實上，宋代道學作為浙學事功的批評對象，其標志性人物朱熹并非完全不考慮科學知識及其精神。在論及格物致知時，他強調：“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保ā吨熳诱Z類》）朱熹認為，對事物進行認知，領會其道理，即形而上之理，即通過研究形而下之器，來領悟形而上之道。為此，朱熹對天文、地理進行過研究，翻閱過沈括的《夢溪筆談》，創(chuàng)作出思考自然現(xiàn)象的著作《參同契考異》；所著《北辰辨》考察天球和星座；在《堯典》《舜典》注中有過歲差、置閏法和渾天儀的論述。從道學家和事功學問的科學認知來看，沒有太多的差別，歸屬圣學內容，只不過浙東事功派更全面、更側重而已。更重要的是，兩者都在經術和事功范圍內討論問題，并以前者貫穿后者，無法擺脫傳統(tǒng)的邏輯框架和思維方法。

二、黃氏絕學的研究原則

史料表明，黃宗羲對以傳教士主編的《崇禎歷書》鉆研甚深。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召修明史，監(jiān)修總裁徐元文不僅征調其門生參修，還委托萬言約黃宗羲審閱《明史·歷志》稿，希望能夠正其謬誤、刪繁就簡。黃氏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見，并對《崇禎歷書》的歷史地位和科學價值進行了很高的評價，回復道：“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于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為盡善也?！保ā洞鹑f貞一論〈明史·歷志〉書》）已觸及西方天文學深層的方法論，掌握制表之法就是要領會數(shù)學和圖表理論，從天文現(xiàn)象觀測到數(shù)物原理的演繹和推算，并構成精確吻合的宇宙運行體系，此乃西方近代科學發(fā)展的主要成因，即實驗觀測、數(shù)據(jù)推算和邏輯演繹三者合一。命題假設、邏輯演繹和科學實驗則是明清之際傳統(tǒng)文化和科技研究所缺乏的。還是在那封給高足萬言的信中，黃宗羲斥責那些將西學或他人成果占為己有的做法，并說道：“顧關系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逼渥狱S百家在《黃竹農家耳逆草》闡述學問之代際關系時說：“然而天載無窮，非一人一世所能究。故有前人之所創(chuàng)，而后世每能度越者，非后人之能遽勝前人，要皆因前人以為藍為水而后能冰寒青出也。”黃百家認為，科學研究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斷前進，歷算在西方是專門之學，有其好奇、喜新和競勝的心智驅使，并累積而成?？傮w上，黃氏父子都有明晰確然的學術史意識，主張摒棄怪誕、唯物實證的觀點，體現(xiàn)出對西方科學的認知、研究方法的熟悉及其價值精神的領會，具有科學啟蒙的積極意義。

當然，明末清初浙東學派的學術目標還是維護和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黃宗羲直言：“勾股之學，其精為容圓、測圓、割圓、皆周公、商高之遺術，六藝之一也。自后學者不講，方伎家遂私之……珠失深淵，罔象得之，于是西洋該容圓為矩度，測圓為八線，割圓為三角，吾中土人讓之為獨絕，辟之為違天，皆不知二五之為十者也?！保ā稊㈥愌該P句股述》）“罔象”是傳說中的水怪，傳教士漂洋過海至中土，以此喻指西人。在他看來，西方算術是中國早已失傳的勾股之學，不過其名更換而已。而其弟子陳許于不僅鉆研西學，迎接其挑戰(zhàn)，而且敢于用傳統(tǒng)回應，并著書立說予以闡明。黃氏非常重視其弟子學問，視為中國傳統(tǒng)科學知識的復興，具有使西人歸我“汶陽之田”的重大意義。此即經學復興的內容。絕學其實是經學，只不過其學問無人繼承，被西學發(fā)展起來而已，這才是“為往圣繼絕學”的要旨所在，真正要傳承的內容。換句話說，黃氏力證的還是儒家經典的重要性，甚至是唯一性。

實質上，把絕學作為經學的附庸，不僅體現(xiàn)在內容的涵蓋及其局限性上，而且在深究思考時也難以擺脫其儒家人性道德論的審視。黃百家在《上王司空論<明史·歷志>書》中比較了郭守敬歷法與西洋歷法的差異，“郭氏之弧矢割圓，創(chuàng)術奇矣。顧欲得一算，輾轉推求，歷久始得，甚繁難也。平心論之，實不如西術之三角八線，又簡捷又精密，人情苦難而樂易，疇肯復舍其簡便精密者，而更從事于繁難乎？則郭術之從此為廣陵散有斷然者。”黃百家將郭氏歷法被取代的原因歸結于“人情苦難而樂易”，人性之根本在于享受簡易所帶來的快樂，說到底是一種享樂主義，出于人性的考量，而并沒有歸結到科學進步及其所依據(jù)的原則上。在浙東學派看來，人事治理才是目標所在，即經世致用的價值，而非科學知識的不斷探索和累積進步。黃宗羲在《亡兒阿壽壙志》中自述：“予注律呂、象數(shù)、周髀、歷算、勾股、開方、地理之書，頗得前人所未發(fā)?！逼涮岢^學出于兩種考慮——用于時世和授人傳承，即得符合事實的理，并運用其解決實際問題，并非根據(jù)科學方法和步驟不斷挖掘事物內部的科學原理，即根據(jù)觀測所得，提出假設、推導和演繹，并加以驗證，甚至利用技術手段探求事物的內在性質和規(guī)律。黃百家說其父批評后儒“議論深微”“究之絕無把柄，恍忽不可為象”（《黃竹農家耳逆草》），去圣遠道，其過錯就在于“始為深”?！盎突屯ビ枴庇绊懥苏銝|學派絕學的科學性探究，科學研究要不斷假設、構想和深究，擺脫經學籠罩，制定科學性的原則和方法，逐漸發(fā)展現(xiàn)代學科意識，諸多規(guī)律發(fā)現(xiàn)或成果發(fā)明暫無所用，卻為日后大用，而這種無用卻大用的研究是其傳統(tǒng)文化影響下的科學觀念所無法支撐的。

三、浙東科學研究的歷史命運

隨著明末清初禁教的頒布，加上傳統(tǒng)的科考人才選拔制度和儒家經書的統(tǒng)治地位的衰落，此種文化體制環(huán)境下，改進技術條件，從事科學研究，傳承絕學知識，幾乎是不可能的。黃宗羲痛苦和無奈，自己學習時“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為腫”，自己學成時“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王仲撝墓表》），更不用說其后興起的傳統(tǒng)文化至上、窮經聞道甚至華夏中心的為學觀念，即便是傳承其實證的方法和精神，也被用于儒家經典的疏證與考據(jù)。學術界有種觀點認為，黃宗羲在稱贊弟子陳許于勾股研究時說“珠失深淵，罔象得之”，奠定后來“西學中源”論的基礎，全祖望沿襲其說更概括出“中學西竊”的說法，“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在《觀天詩》中借“哲后”（賢明的君主，即康熙）說，“周商之學，西人竊剿之。假而不返，莫探討之”；在《二西詩》等作品中全氏說歷算之學已有發(fā)展，奇技已被上國收好，火器亦已造就，警告西人莫借科技力量來圖謀不軌。浙東學派的科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絕學的發(fā)展只能等待近代國門重開之后。“絕學”由張載等宋儒直承孔孟的圣賢之學，經南宋事功學問，發(fā)展至明清之際浙東的歷算、火器等六種實學，是否期望與六經并行，不得而知，可其間的歷史及其命運，令人回味與沉思。

本文來源：《黃河.黃土.黃種人》：http://m.00559.cn/w/xf/265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