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毛之下：維多利亞時期動物畫中的社會隱喻 ——以蘭西爾為例

摘要：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動物畫呈現(xiàn)出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社會背景，埃德溫·蘭西爾（Edwin Landseer, 1802-1873）作為該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動物畫家之一，憑借其精湛的技巧而聞名。本文以蘭西爾為例，探討其動物畫中蘊含的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文化隱喻。蘭西爾的細膩筆觸繪制出了眾多栩栩如生的動物，通過對動物形態(tài)與互動的細膩刻畫，他不僅展現(xiàn)了自然界的生命力，更將動物形象轉化為社會道德、階級秩序與意識形態(tài)的載體，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對道德教化的推崇，亦暗含對工業(yè)文明，社會階級問題的復雜態(tài)度。

關鍵詞：維多利亞時代；蘭西爾；繪畫隱喻；動物畫

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貫穿了整個19世紀，是一個經濟文化都在繁榮發(fā)展的階段，隨著工業(yè)革命和殖民擴張，英國社會結構發(fā)生了劇烈變動。城市化與工業(yè)化進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對于科技的進步感到興奮，又感到恐懼，在這種復雜的社會心理下，蘊含著對于道德失序的深深焦慮。這種背景下的藝術創(chuàng)作，成為了反應這些社會變革的重要載體。動物畫作為逐漸獨立出來的一種藝術風格，成為了這一時期藝術的重要分支，動物畫是自然主義的產物，同時也是社會價值觀的投射。埃德溫·蘭西爾憑借其高超的繪畫技巧，以及對動物行為與情感的敏銳捕捉，成為了這一領域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成為了表達階級、道德以及情感的工具，承載了更為豐富的文化與社會隱喻。

埃德溫·蘭西爾從小便展現(xiàn)出了他的創(chuàng)作天賦，并對動物繪畫情有獨鐘，他在皇家藝術學院展出作品并迅速獲得認可，憑借著自己的魅力與藝術才華，贏得了維多利亞時期上層社會贊助人的欣賞，并成功融入英國最高階層。他的一生創(chuàng)作出了很多經典的動物形象，既為皇室貴族繪制過獵犬，也為議會大廈鑄造過青銅雄獅，他的筆下也不乏帶有幽默諷刺性質的畫作。

關于埃德溫·蘭西爾及其動物畫的研究，長期以來在藝術史、圖像研究領域展開。此類研究雖奠定基礎，卻將動物畫簡化為技術展示，忽視其社會隱喻功能。本文試圖以跨學科方法彌補這部分研究，將蘭西爾置于維多利亞工業(yè)化背景、道德倫理的交叉語境，通過整合藝術史和維多利亞時期社會文化研究，旨在打開蘭西爾動物畫的“隱喻黑箱”。

一、蘭西爾動物畫的視覺形式特征

埃德溫·蘭西爾的動物畫筆觸精準，動態(tài)準確，優(yōu)秀的繪畫技巧也是他成為那個時代動物畫大師的原因之一，然而他所創(chuàng)作的畫作并非簡單的生物再現(xiàn)，他通過動物姿態(tài)，皮毛，以及神情上的描寫，讓動物宛若置身舞臺的演員，有著自己的情感。從王室貴族到工業(yè)時代新貴，不同階層的審美需求塑造著畫作的物質形態(tài)，而蘭西爾通過人為操縱，讓畫作能夠既服務于客戶群體的身份彰顯，又暗藏藝術家自己的風格技巧。

（一）精準的形體塑造

在少年時期，蘭西爾便通過解剖，學習并掌握動物骨骼肌肉的精確結構，在早期作品《阿爾卑斯獒犬營救遇險旅人》（《Alpine Mastiffs Reanimating a Distressed Traveler》）里，畫面中央獒犬的斜方肌與背闊肌隨前肢發(fā)力呈現(xiàn)塊狀隆起，掌骨與腕骨的連接角度精準還原犬類生理結構，這種對動物形體的準確掌握，使得蘭西爾能夠通過動物的肢體語言傳遞情感。這種科學性與戲劇性的融合，奠定了其動物畫在維多利亞藝術界的獨特地位，也使他受到了那個時期贊助人們的青睞。

（二）戲劇性的構圖

蘭西爾的繪畫風格具體是如何演變的，一直以來都很難進行系統(tǒng)性的分析，因為他所創(chuàng)作的這種動物畫風格在很久以前便已經存在，同時很難確定他具體受到了哪些藝術家的影響。但蘭西爾的一些大場面創(chuàng)作，例如狩獵場景，無疑還是受到了一些其他優(yōu)秀繪畫作品的影響，他在佛蘭德斯大師的遺產之上，發(fā)展出獨屬維多利亞時代的戲劇化敘事模式。

在畫作《The Hunting of Chevy Chase》中，蘭西爾參考了魯本斯的一些狩獵場景構圖，讓人物在畫面外圍，狩獵場景在畫面中心。

但蘭西爾進行了本土化改造：他將魯本斯慣用的對角線動態(tài)布局，轉化為垂直向上的沖突結構——獵犬群沿畫面中軸線螺旋攀升，與頂端持矛騎士構成視覺對抗，并通過縮小畫幅增強緊迫感，使觀眾仿佛置身混戰(zhàn)中心。

在狩獵場景的動物部分構圖上，蘭西爾則借鑒了弗蘭斯·斯奈德斯(Frans Snyders，1579-1657 年)的作品，[ 《Sir Edwin Landseer》Richard Ormond, New York ,Rizzoli , 1981,P25-27] Richard Ormond 在《Sir Edwin Landseer》中提到：“他成年所畫的幾幅狩獵場景都是按照弗蘭斯·斯奈德斯的傳統(tǒng)繪制的，這一點經常被他的同時代人注意到。”畫中獵物為視覺中心，形成向心式布局，所有獵犬的動作都指向獵物，集中焦點，強化了沖突的核心，同時獵犬和獵物的肢體相互交錯疊加，這種構圖方式讓畫面充滿了壓迫感和緊張感，凸顯出沖突的戲劇性。

（三）色彩傳遞情感

蘭西爾在繪畫中十分擅長使用色彩來使觀者更加直觀地感受到畫面中所傳達出來的情感。他經常使用棕褐色、赭石色以及金黃，并通過疊加釉色的技法，來營造出一種充滿暖意的、穩(wěn)定的古典氛圍，配合動物靈動的神情，讓整幅畫宛若一處永不褪色的維多利亞時期烏托邦。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他的另一些作品里，例如《A Fireside Party》這幅畫中，他也會通過鉛白與群青混合的灰藍色，配合筆觸，營造出一種陰冷粗糙的質感，暗示生存環(huán)境的殘酷。

蘭西爾是一位情感豐富并且能夠敏銳洞察社會現(xiàn)象的畫家，他的色彩選擇也展示出了他對于維多利亞時期社會現(xiàn)象的一種觀察，而他作為一位出色的畫家，在畫作中表現(xiàn)出了這一點。

二、擬人化的動物與道德隱喻

蘭西爾畫中的動物形象極具生命力和戲劇性，同時具有一種擬人化的傾向。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社會以嚴格的道德規(guī)范著稱，這種道德體系既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也是應對工業(yè)化與城市化進程中文化焦慮的防御機制。蘭西爾畫中擬人化的動物，往往有著一種道德上的隱喻。

[2 《看》(英)約翰. 伯格(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P8]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為何觀看動物？》中指出：“若說動物是最原始的隱喻，那是因為人和動物之間的基本關系是隱喻性的。在這種關系的范圍內，這兩個專有名詞--人與動物--所共有的卻也顯示出二者區(qū)別之所在。反之亦然?！边@種關系轉變在藝術中投射為"道德化的物種寓言"。蘭西爾通過細致的動物刻畫和情感表達，使用擬人化的手法展現(xiàn)了維多利亞社會對道德觀念的推崇，其畫作既延續(xù)伯格所言前工業(yè)時代人與動物的親密性，又將動物重塑為社會規(guī)訓的媒介。

蘭西爾的《高地早餐》恰成為驗證——在這幅畫中，人的行為和犬的行為同時進行并且相互呼應。一位母親正在用母乳喂養(yǎng)她的孩子，而畫面的右下角，一只小狗也正在喂養(yǎng)自己的孩子，背景里簡單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組成了一種靜謐溫馨的氣氛，整幅畫顯得十分溫柔，十分美麗。維多利亞時期，社會風氣倡導傳統(tǒng)的家庭生活方式，男人在外工作，而女人在家里照顧孩子，處理家務，主要職責是以家庭為中心，蘭西爾充滿了母性光輝的畫，從側面反映了那個時代所倡導的女性道德，一種家庭道德。

蘭西爾的畫中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他較為有名的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描繪犬類在面對死亡時的表現(xiàn)，這體現(xiàn)了一種當時乃至現(xiàn)在都在倡導的道德品質——忠誠。

在《牧羊人的墳墓》（《The Shepherds Grave》）中，描繪了個悲傷的場景，墓碑上未完成的銘文顯示，狗的主人最近剛去世，蘭西爾通過擬人化的處理，讓狗的神情蒙上一層哀傷的灰霧，使得觀者也能體會到那種悲傷，畫中狗的態(tài)度與現(xiàn)實里人的情感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圖1埃德溫·蘭西爾《The Old Shepherd's chief Mourner》45.7*61cm木板油畫1837年 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蘭西爾的另一幅同題材畫作《老牧羊人的首席哀悼者》（《The Old Shepherd's chief Mourner》），表達了相同的情感，畫面中的狗默默靠在棺材上，棺材里的是它的主人，角落里的羊角以及地上的散落的手杖帽子，則暗示了死者的身份是一位牧羊人，而這只狗正是和它相依為伴的牧羊犬，它匍匐于主人棺材旁，眼神哀戚，前爪輕觸棺木。畫面通過犬類的忠誠，隱喻維多利亞家庭倫理的核心——無條件服從與情感依附。牧羊犬的哀悼不僅象征仆人對主人的忠誠，更暗示了那個時代所倡導的道德理念，將動物情感升華為社會規(guī)范的情感教育工具。

當蘭西爾開始繪制時，一場精妙的角色扮演便已經開場。他精心設計的肢體語言以及動物的擬人化表情，引導觀者將人類的道德觀代入進去。動物的世界里實則并沒有所謂的“人類道德”，在某種程度上，蘭西爾的畫表面上是畫動物，但內里其實暗藏了隱喻，皮毛之下，其實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投影。

三、荷加斯式的階級諷喻

如果說荷加斯的諷刺是直刺眼球的諷刺漫畫，而蘭西爾則發(fā)明了屬于紳士階層的“優(yōu)雅冒犯”，用惹人憐愛的動物形象，去展現(xiàn)粗糲現(xiàn)實。

蘭西爾的這兩幅作品中十分明顯地刻畫了兩只來自不同社會地位的家庭所飼養(yǎng)的寵物，一邊是富裕家庭所飼養(yǎng)的品種犬，一邊是普通家庭的混種犬。這種對比手法背后有著悠久的文學與圖像傳統(tǒng)，通常承載著道德或宗教寓意，例如在17-18世紀的戲劇小說中，倫敦時尚圈的不道德與輕浮常與鄉(xiāng)村淳樸美德形成對照。

通過背景以及狗本身神情的描繪，能夠使觀者對于這兩個家庭的社會地位以及財富狀況作出明顯的區(qū)分和判斷，對比強烈。同時富裕家庭的寵物皮毛經上千筆細密短刷營造出絲綢質感，背景中的哥特式壁爐與天鵝絨帷幔暗示房屋較為豪華，而雜種犬的鬃毛則以粗獷的厚涂法表現(xiàn)，身后斑駁磚墻與破木桶指向稍低的社會階層的住所，從塑造手法上形成觸覺層面的階級隔離。這種"皮毛政治學"（Politics of Fur）通過觸覺差異實現(xiàn)視覺階級隔離，正如藝術史家黛安娜·唐納德所言："蘭西爾的筆觸本身就是階級修辭——光潔代表文明，粗獷象征野蠻。"[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Diana Dona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89-93]

蘭西爾的畫作自1840年代開始，某些作品便開始帶有了霍加斯式的諷刺，他通過一些或是荒謬，或是幽默的畫面，來展現(xiàn)維多利亞時期社會上的問題。

蘭西爾1840年的諷刺畫《Laying Down the Law》（《制定律法》）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對法律進行了諷刺。自從霍加斯的著名版畫《長凳》（《The Bench》）出現(xiàn)以來，并不完善的法律制度長期以來都會被人們諷刺和嘲笑，但到了蘭西爾的時代，長期法律不完善所造成的社會壓力，使得那個時期的人們對于法律改革的需求達到了頂點。故而那個時候也有人認為蘭西爾這幅畫其實為了諷刺現(xiàn)實中的某位法律界知名人士。

畫中的貴賓犬蓬松的耳朵和毛發(fā)，和法官的假發(fā)以及衣物相對應，其形象象征了那些自負盲目的上層階級人士。周圍的斗牛犬以及獵犬等則象征了律師、法院官員和陪審員等角色。

通過這種諷刺性動物寓言，畫作揭示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權力本質，迫使觀眾在批判與反思中完成對“正確道德”的再確認。這種“否定之否定”的邏輯，恰是視覺規(guī)訓最精妙的實踐。

《亞歷山大和第歐根尼》和《High Life》 《Low Life》一樣，在畫中進行了一個對比。這幅畫所描繪的故事來源于《亞歷山大大帝傳》中亞歷山大與第歐根尼的故事：

亞歷山大拜訪了第歐根尼，居高臨下地問他，自己能為他做些什么，而第歐根尼回答：“請別擋著我的陽光”。亞歷山大的臣子對于第歐根尼的態(tài)度感到憤慨，而大帝則察覺到了他們的情緒，轉身說道：“如果我不能成為亞歷山大，那么我甘愿做第歐根尼”。

從亞歷山大的年代到了維多利亞時期，這種略帶幽默但又具有一定哲理的故事，仍然適用。這幅畫使用狗的形象，來影射亞歷山大和第歐根尼以及朝臣們的形象。這個故事本身便帶有一定的諷刺性質，當蘭西爾把故事中的人類主角們，使用了擬人化的方式，換成了或是趾高氣昂，或是憨態(tài)可掬的狗的形象時，這種諷刺性質達到了巔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兩只代表了亞歷山大和第歐根尼的狗身后，那群代表了臣子的狗們，他們的神情各異，但蘭西爾刻畫得相當巧妙，使得他們非常恰當地表現(xiàn)出來了故事中那種諂媚權貴之感。

四、結論

埃德溫·蘭西爾的動物畫作不僅是維多利亞時期自然主義藝術的巔峰，更是解碼19世紀英國社會文化的隱秘鑰匙。在工業(yè)革命與殖民擴張的浪潮下，維多利亞社會深陷道德焦慮與階級矛盾，蘭西爾在他的畫作中通過精準的形體塑造、戲劇化的構圖與象征性色彩，將動物的形體與情感升華為復雜的社會敘事，巧妙運用擬人化手法，使動物成為道德教化、階級諷喻的媒介，既延續(xù)了前工業(yè)時代人與動物的情感紐帶，又折射出維多利亞社會對穩(wěn)定秩序的渴望。本文通過跨學科視角，將蘭西爾置于藝術史與社會文化的交叉語境，彌補了既往研究對其隱喻功能的忽視。然而，維多利亞動物畫的隱喻體系仍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例如殖民話語與動物形象的關系，或女性視角在擬人化敘事中的缺席。蘭西爾的作品不僅是歷史的鏡像，更是當代反思權力與倫理的參照。在技術理性主導的今天，重審這些“皮毛之下的寓言”，或許能為理解人性與社會的永恒命題提供新的啟示。

文章來源：《新美域》http://m.00559.cn/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