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載道：嶺南文化溯源與廣作家具形制特點

        區(qū)域概念與源流溯考

　　最新族群源流與人類學研究表明，嶺南諸族在秦漢時期便與中原王朝保持商旅往來，至南北朝及唐宋時期，隨著南遷人口的匯集及農業(yè)、手工業(yè)的發(fā)展，一批具有城鎮(zhèn)雛形的聚落逐漸繁榮，促進區(qū)域文化的多元互動融合。

　　作為明清時期中國首批開放口岸，廣州依托珠江水系與海洋貿易區(qū)位優(yōu)勢，在工商并興中崛起為全球性商貿樞紐。這座兼具河海聯(lián)運與跨文化傳播功能的港口城市，不僅通過十三行構建起國際貿易網絡，更推動嶺南地區(qū)突破傳統(tǒng)經濟格局，貿易活動繁榮，促進了嶺南文化的繁榮發(fā)展。

　　文化互融與廣作家具

　　唐代以來，嶺南港埠位于海上絲綢之路南端樞紐，既是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乃至阿拉伯世界貨物集散中心，也是文化藝術交流的重要通道。廣作家具（又稱“廣式家具”）的源流可追溯至明代，但其藝術形態(tài)的完善與風格的定型則是在清代。清初年間，隨著江南造物技藝的南遷，廣州港埠的硬木加工業(yè)逐步形成規(guī)?；a格局。清朝乾隆年間，嶺南匠師在繼承明式家具精髓的基礎上，率先突破傳統(tǒng)形制桎梏，創(chuàng)造性引入西洋建筑中的曲線造型與裝飾元素，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廣作新風。相較之下，同期江南地區(qū)因受士大夫審美體系影響，蘇作家具在形制創(chuàng)新上趨于保守，未能有效融合時代審美變遷。這種工藝革新能力的差異，最終使廣作家具在清中期后取代蘇作傳統(tǒng)，確立起宮廷御用家具的主流地位，開啟了中國傳統(tǒng)家具發(fā)展的新紀元。其工藝革新主要體現(xiàn)在三方面：

　　其一，一木連作。廣作匠師通常采用尺寸較大的整塊木料，不摻雜其他木料，最大程度保留木紋本色，體現(xiàn)“表里同材”“物盡其用”的美學，彰顯匠師對原木的精準掌控與敬意，使家具實體成為木材生命形態(tài)的延續(xù)與升華。

　　其二，暗榫結構。為適應出口與裝運需求，廣作家具摒棄明式家具常見的固定型及魚膠黏合等方式，采用暗榫結構，在保證風格整體優(yōu)雅的同時，增強構件拆裝的靈活性，滿足長途海運對家具結構穩(wěn)固與簡易拆卸的雙重要求。這種結構的運用使廣作家具在國際市場上具備競爭優(yōu)勢，成為當時外銷家具中的翹楚。

　　其三，中西交融。在人類社會中，自從有了蓋房子的活動起，就有了做家具的活動。家具和建筑在發(fā)展中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嶺南地區(qū)西洋建筑風格的盛行催生了大量西式家具的使用。嶺南工匠開始模仿西式家具的制造方式，如西洋曲線（S形扶手、弧形椅背）、浮雕花飾（葡萄藤葉紋、貝殼堆雕）、鑲嵌（貝殼、象牙）等西式元素，廣泛滲透于桌面、椅背、幾腳之上。廣作變得更加規(guī)?；痛蟊娀@種“中西交融”的家具迅速在全國流行起來。

　　結語

　　廣作家具的興起既反映了清代外貿繁榮，也呼應了宮廷與士紳的多元審美需求。乾隆時期，部分廣作家具作為貢品入宮，成為融合西洋風尚與皇權威儀的物質載體。清中后期，廣作家具更主導了宮廷家具的形制演變，對清代家具藝術特征產生決定性影響，是研究清式風格形成的關鍵切入點。

文章來源：  《大河美術報》   http://m.00559.cn/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