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話語挪移的意圖及效果

 胡適為何如此煞費苦心，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正自己的主張，以至于把自己“逼上梁山”呢？這與新文學的發(fā)生語境、時代推移中社會對革命話語的認同狀況，以及新文學的發(fā)展進程有關。
首先，是對“文學革命”正義性的維護。隨著新文學運動的深入，文學革命漸得人心，且實績可觀，雖還有一些文言小鬼叫戰(zhàn)，但隨著白話文在教育中的推行，尤其是大量白話文學作品的涌現(xiàn)，文言文學漸趨式微，白話新文學的步伐已不可逆轉(zhuǎn)。重要的是，經(jīng)過思想啟蒙，此時“革命”已成普遍的社會話語，“革命”不僅具備了正義性，而且占據(jù)了道德的制高點，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和整合力量；而“改良”則逐漸顯得不合時宜，甚至還有可能因妥協(xié)和不徹底成為革命的對立面遭到批判。在這個時候，與其說是社會把胡適“逼上梁山”，還毋寧說是社會情勢的發(fā)展，新文學歷史的推進，胡適自己逼自己上了“梁山”。胡適通過對新文學發(fā)軔的重新敘事，把自己的“文學改良”盡力敘述成“文學革命”，以借助社會革命的話語來進一步確立新文學革命的進步意義，以此涵蓋新文學更豐富的內(nèi)容。所以，新文學的“革命”史，并非是后來文學史家貼上的標簽，也不是時人隨意附會贈予的色彩，而是文學改良的倡導者，尤其是胡適經(jīng)過多次精心敘述而給自己有意戴上的一頂“革命”帽子。只是胡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思想家和科學方法的倡導者，他通過“科學”的手段，利用話語的重置與歷史的組合敘述去完成的，故而更能讓讀者接受，也為后來的研究者習焉不察。
其次，是為了確立“文學革命”的科學性質(zhì)。胡適在《談新詩》《逼上粱山》等文中，三番五次回憶自己提出文學革命的經(jīng)過，回憶與梅光迪、任鴻雋等的探討和自己白話詩的試驗，作為親歷者，通過對事件經(jīng)過的敘述和整合，一方面是再三提醒社會，使文學革命不被如火如茶的社會運動所淹沒而被遺忘；另一方面就是說明文學革命本身的科學性，強調(diào)“我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以打消新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顧慮和反對者的疑慮，意在說明文學革命雖有假設成分，但卻是經(jīng)過小心求證，是西方科學方法的產(chǎn)物，也是對五四以來社會上科學話語崇拜的呼應。如他所言：“白話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再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因此‘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因此失敗，便‘期期因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也如他所強調(diào)的：“要用試驗的結(jié)果來證明我的主張的是非”。胡適通過自己的論述，強調(diào)文學革命不僅符合中國文學的歷史傳統(tǒng)，而且也符合現(xiàn)實社會和思想革命的需求，同時也是現(xiàn)代科學觀念的產(chǎn)物，用一種知識和信念的方式，來鞏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成果。面對文言文的多次非難和還魂，胡適用“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從文學史角度確立起白話文學的正當性，尤其是五四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革命的自然發(fā)展的趨勢”。強調(diào)“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新文學’隨時起來代替‘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活的工具來表現(xiàn)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這與孫中山“要人類進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除去障礙物，便是革命”的論述，極其相似。胡適對新文學話語激進內(nèi)涵的強調(diào)與放大，并立足于此重新闡釋新文學的歷史，其意圖就是盡量使文學革命的進程與社會革命保持同步，以社會革命的正義性來進一步確立文學革命的正當性。
再次，也是新文學理論重建的需要。胡適通過對新文學進程中激進話語的挪用，從而把“人的文學”“思想革命”等文學的現(xiàn)代性主題納入到新文學的歷史敘述中，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邏輯整體，確保五四“文學革命”成為新文學運動的源頭和歷史節(jié)點性質(zhì)。新文學第一階段是語言形式的革新，即采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但隨著歷史的演進，新文學運動進入縱深階段，這也需要新文學具有更大的理論包容性。李大釗在《什么是新文學》中就說：“光是用白話文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新文學僅以語言文字改革為目標，就不足以面對“今日文學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機”。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也強調(diào)：“這單變文字不變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呢？”明確主張：“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重要?！备邓鼓暝凇栋自捨膶W與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對此觀點予以支持，且把周氏的提法納入政治范疇，說：“我以為未來的真正的中華民國，還須借著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即“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靠著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夾在新文學里；猶之乎俄國的革命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養(yǎng)的?！碑斝挛膶W由語言革命發(fā)展到思想革命、“人的文學”階段的時候，新文學早期的改良話語很難接續(xù)后來的歷史進程，當新文學的發(fā)展進程不斷溢出五四“文學革命”理論框架的時候，就必須為“文學革命”不斷重建歷史，為自己辯護的同時，也為自己確立正當性。在這種情況下，胡適通過新文學早期歷史的革命化追述，修正早期新文學中的工具主義傾向，借助革命話語的更大容納能力，從而接納“人的文學”、思想革命等主張。正如周作人描述的那樣：“民六以后新文學運動哄動了一時，……后來批評家稱之為如何運動，這在他們當初是未曾預想到的?！碑斝挛膶W發(fā)展超越最新設計的工具革命的框架之時，胡適的歷史追述與話語重建，也算是一種有效的補救和對新文學理論的完善，以便把不斷發(fā)展中的新文學納入自己所開創(chuàng)的五四文學運動的家譜。
所以，新文學“革命”的激進話語，并非全由時人附會，也非后來文學史家的誤讀，而是其倡導者胡適等人通過多次歷史追述、知識修正與自覺形塑的結(jié)果。胡適受杜威實驗主義的影響，把真理看成一種相對價值，認為在新的經(jīng)驗下，永遠需要對已有真理進行價值重估。而對新文學歷史和“文學革命”話語的重新闡釋過程，事件的取舍與意義的植入，往往充滿了顛覆和再造的旨意。在此過程中，“文學革命”的意義不斷被填充、改寫、再造，凝固在新文學的歷史中，進而確立為新文學的知識和信念，成為接受者的共識，影響后來者對“文學革命”的理解。胡適在重塑新文學的歷史形象中，其對信息的重新編碼，在有意遺忘與刻意申訴之間，所反映的是對新文學價值多元的期待，其中所折射的豐富信息，對理解新文學的性質(zhì)和歷史進程至關重要。而新文學歷史的“革命”話語追述，也體現(xiàn)了新文學運動對社會革命資源的有意和有效征用，從而把新文學運動由書齋引向社會，由文學運動匯流成思想運動、文化運動，甚至與社會革命結(jié)盟，成為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huán)。胡適晚年也承認，文學革命的成功，“不能不說是政治革命的恩賜”。胡適對新文學歷史的重塑，也說明新文學倡導者將新文學運動皈依社會革命的事實，反映出新文學早期倡導者對文學社會功利價值的潛在設定，他們都有把文學納入整個社會革命的強烈意愿，而對西方近代以來的文學獨立意識重視不夠。對文學“革命”話語的追述與修正，為新文學負載更多社會功能留出理論空間的同時，也讓新文學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了藝術讓渡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