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的“革命”話語追述與知識修正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正式提出“文學革命”后，胡適開始放棄“文學改良”這個提法。在《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中，雖重申的依舊是文學改良主張，但采用的卻是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術(shù)語。而且，文中的態(tài)度開始變得堅決，逐漸放棄了《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商榷語氣。強調(diào)新文學“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強調(diào)“對于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還意識到之前《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不主義”過于消極，故將其改成“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肯定語。把白話文學語言的工具改良，換成了“文學的國語”的實現(xiàn)，為新文學設(shè)定一個宏大的社會目標。他還把新文學的次序確定為工具、方法、創(chuàng)造三個步驟。從傳統(tǒng)文學方法的簡陋，不夠做新文學的模范，引出新文學不得不取法西洋文學，為社會否定傳統(tǒng)文學的思想埋下了伏筆。胡適甚至對自己當初沒有采用“文學革命”一詞頗具悔意。在1922年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強調(diào)正是“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對自己《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中的觀點，解讀為“其實還是破壞的方面最有力”?？梢娖鋬?nèi)心深處對文學“革命”激進話語的服膺。在諸多文獻中，胡適以新文學運動當事人身份，對“文學改良”進行“革命”的追述與修正。
胡適文學觀念“改良”與“革命”激進間的猶豫，早在1916年8月9日寫給朱經(jīng)農(nóng)的信中就有所流露。胡適說他最先提出的“八事”主張，是把“不避俗字俗語”放在第四項，而在寫給陳獨秀的信中，卻將其改到了第八項。胡適后在1934年的《逼上梁山》一文中特意解釋說“這個新次第是有意改動的”，但接著辯稱，“我把‘不避俗字俗語’一件放在最后，標題只是很委婉的說‘不避俗字俗語’，其實是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他認同的還是把“不避俗字俗語”放在靠前，而對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將其移后不乏有些遺憾。胡適還揶揄地解釋說：“可是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態(tài)度便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幟。”還說“這是一個外國留學生對于國內(nèi)學者的謙遜態(tài)度”。這顯然是托詞。因為從《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看，并非是不敢提，也非是態(tài)度謙虛，而是他有意不提。因為自己與梅光迪、任鴻雋討論中的“革命”一語，本質(zhì)上就是“改良”之意。當陳獨秀發(fā)表“不容他人匡正”的言論后，胡適還對其激進主張表示過憂慮。此時胡適重提舊事，把“文學革命”之義更多解釋為激進的主張，其實也早已溢出陳獨秀對“文學革命”所設(shè)定的改良內(nèi)涵。他十分肯定陳獨秀的老革命黨身份，說“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jié)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胡適的辯說言辭值得玩味。當時的態(tài)度、膽量，他人的反對都是事后說辭。當初自己的“改良”觀念是真，但隨著時代的推移，爾后“革命”的闡說也不假。通過《嘗試集自序》《談新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以及《逼上梁山》等文，胡適以當事人身份，對新文學早期歷史進行重新整合與敘述，通過對新文學運動中激進主張的強調(diào)，有意把新文學運動打扮成革命的激進姿態(tài)。
在20世紀30年代，胡適借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shè)理論集”寫《導言》的機會，對新文學史進行了再一次敘述與修正。他說：“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語言來創(chuàng)作新中國的新文學——來創(chuàng)造活的文學，人的文學?！彼吹叫挛膶W不僅僅是語言形式問題，關(guān)鍵還是思想問題。故此胡適把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相比附，說“正如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那個新社會秩序的成敗即是那個政治革命的成敗。文學革命產(chǎn)生出來的新文學不能滿足我們贊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產(chǎn)生更滿意的社會秩序一樣，雖有最圓滿的革命理論，都只好算作不兌現(xiàn)的紙幣了”。在這之前，胡適敘述文學革命，更多是從歷史的進化的文學觀念著手，將“文學革命”的歷史合法性延伸至《詩經(jīng)》中的國風，為中國文學傳統(tǒng)在文言之外理出一條白話文學的線索，以證明白話文學古已有之，且成就不菲。而在《導言》中，胡適是從桐城古文復(fù)興對文壇的壓制、梁啟超等仿效古文應(yīng)付新時代的失敗開始講起。意在說明“文學革命”是對當時文壇的反動，強調(diào)其現(xiàn)實的革命意義，開始有意疏離與梁啟超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關(guān)系。他又追溯漢字拼音化的過程及失敗，說明“士大夫始終迷戀著古文字的殘骸”，如此煞費周折，是要引出“這重重矛盾都由于缺乏一個自覺的文學革命運動”，從而把五四新文學運動納入晚清之后的語言革新運動的大背景，前者盲動的失敗，而后者的自覺造就勝利，可見其革命和超越性，即他所謂的“只有這些革命的見解（引者：其核心依然是《文學改良芻議》中的主張）可以解決上述的重重矛盾，打破了那‘宇宙古今至美’的迷夢，漢文的尊嚴和權(quán)威自然倒下來了”。胡適這時使用的是“解決”“推倒”“打破”“建立”等詞，除對《文學改良芻議》標題的引用之外，對“改良”只字不提，有意規(guī)避，可見其小心謹慎和良苦用心。而且較少引用自己《文學改良芻議》中的文字，而更多采用的是《逼上梁山》中的文字，回避“改良”而言指“革命”的心思可見一斑。
還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之前辯稱為何用“文學改良”而非“文學革命”時用的“謙遜”等說法，此時換成了“放膽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文學革命”。而且在白話文學的歷史、官話的歷史之外還加上了世界文學的影響這個因素，以將“文學革命”敘述為超個人、超民族的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之大勢，而文中還多次駁斥陳獨秀的因產(chǎn)業(yè)人口發(fā)達導使白話文推行成功的觀點，將文學革命的成功原因歸為廢科舉、帝制等政治因素，力求強化文學革命的社會和政治資源，有把“文學革命”納入社會革命的企圖。更有甚者，胡適對日記和《文學改良芻議》等文獻的引文，所引的多為斬釘截鐵的話。如：“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胺腔畹难哉Z，決不能成為吾國之國語也，決不能產(chǎn)生第一流文學也?！薄耙越袷罋v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將為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倍衣暦Q，“文學革命”“這是推翻向來的正統(tǒng)，重新建立中國文學史上的正統(tǒng)”。推翻“正統(tǒng)”，“重建”“正統(tǒng)”的用語，幾乎與社會的革命話語無異。此時對“文學革命”中“革命”的解釋，基本上采用的是社會革命中通過極端方式造成朝代更革之義，原先的“改良”內(nèi)涵基本被滌除。而對白話文學歷史的追溯，卻變成了“這是用誰都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來做文學革命的武器”。胡適在這里把之前慣用的“工具”說法換成了火藥味十足的“武器”一詞，其中所暗含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凸顯新文學的革命性質(zhì)。把自己歷史進化的文學觀，比附成“哥白尼的天文革命”，還進而解釋哥白尼用太陽中心說代替了地球中心說；對文學革命使桐城派古文從“正宗”變成“謬種”，從“宇宙古今之至美”變成“妖魔”，胡適同樣認為是“我們的哥白尼革命”。言下之意是，文學革命不僅是新舊文學的對決，還是新舊價值世界的倒轉(zhuǎn)。在敘述到陳獨秀關(guān)于文學革命“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偏激主張時，他引用的是錢玄同表贊同的話，有意規(guī)避了自己對陳獨秀極端主張的規(guī)勸。引的是“我也武斷地說”，“……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在行文上，有意把陳獨秀、錢玄同和自己的話連成一個整體，給人形成一種錯覺：就是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三人，在文學革命中都是真理在握，且都持激進的革命主張。在這里，胡適一再強調(diào)的是新文學對文言文學的破壞性勝利，而非以前那樣從三百篇、語錄體到晚清的白話文學一路捋下來，最終通過“歷史的進化”引出對白話文學的辯護。在文學革命已過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chǎn)之后，文中刻意對這部分內(nèi)容的省略，目的是在敘述中凸顯新文學的激進姿態(tài)、革命傾向，而非改良的保守態(tài)度。
在序言的第六部分，胡適還提出“這一冊的題目是‘建設(shè)理論集’，其實也可以叫做‘革命理論集’，……用那活的白話文學來替代那死的古文學，可以叫做大破壞，可以叫做大解放”。以“革命”“大破壞”“大解放”追加五四新文學運動，至此，胡適通過對改良話語的有意懸置，又一次完成了他對新文學發(fā)生期歷史知識的革命化修正。使人認識到，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革命”性所在，其關(guān)鍵并不在于白話的提倡，而在于提倡白話的同時，還以相當決絕的姿態(tài)宣告了文言的死亡。但作為服膺科學主義和善于小心求證的胡適，對自己新文學歷史的革命化追述，還是有些心存疑慮。在說了上面那番話后，還是不忘加一個“也可以叫做‘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的感嘆的尾巴?；蛟S，在他的意識深處，對五四提倡的“文學革命”，根據(jù)自己的切身體驗，其改良性質(zhì)還是不容完全抹去的。但這種猶豫和苦心，一般的讀者是很難覺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