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文學改良”的“革命”話語追述與修正

 一、新文學早期話語：“革命”姿態(tài)與“改良”內(nèi)涵
胡適“文學革命”的想法最先醞釀于留美期間與朋友間的討論，然“革命”一語與后來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的“改良”詞義相近?！拔膶W革命”一詞，最先出自胡適1915年9月送留美同學梅光迪的一首長詩，其中有“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梅光迪的辯論中有：“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比硒欕h在回胡適的游戲詩中也有“文學今革命，做歌送胡生”。胡適回應(yīng)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彼梢姰敃r討論文學時，他們常把“革命”與“改良”混用，“革命”一詞其實就是改良之意。
后來胡適也承認，“這一次論爭是民國四年到五年春間的事。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的基本理論”。這在他1916年4月5日的日記中也得到印證：“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chuàng)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yōu)槲逖云哐裕蟾锩?。賦變而為無韻之駢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焙m把傳統(tǒng)文學的發(fā)展和演化歸于六次革命，解釋說：“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跡。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跡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笨梢?，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主要來自文學的歷史進化觀念，無論是天演進化，還是循序漸進，都非激進的主張。任鴻雋后來寫信評胡適以白話做詩時也說：“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焙m在后來的《談新詩》一文中說用白話做詩的嘗試是“八年來一件大事”。即是一件大事，依然持改良的態(tài)度，故說：“近來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
由此觀之，胡適早期“文學革命”中的“革命”一詞，主要援引的是梁啟超假道日本來自西方的意義界定，含有汰變、革新之意。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以激進暴力方式改朝換代的社會政治“革命”。強調(diào)的是文學的自然演化和新變，而非以激進方式與傳統(tǒng)的決裂。同時代的錢玄同、傅斯年及郭沫若等，也都意識到五四新文學運動與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繼承關(guān)系。在致陳獨秀的信中，錢玄同說“粱任公實為創(chuàng)造新文學之一人”。郭沫若也曾提到：“文學革命的濫觴應(yīng)該要追溯到滿清末年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覺醒的時候。這個濫觴時期的代表當推數(shù)梁任公?！备邓鼓暌渤姓J：“文體遷革，已十余年，辛壬之間，風氣大變。此醞釀已久之文學革命主義，一經(jīng)有人道破，當無有閑言。此本時勢破而出之，非空前之發(fā)明，非驚天之創(chuàng)作。”從參與者的論述看，五四“文學革命”，是晚清梁啟超文學改良運動一脈相承的果實。由于觀念上的傳遞，在用語上借用梁啟超“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中的“革命”一說，自是當然，所以胡適、陳獨秀等常用文學“革命”來言指文學的“改良”。但在正式場合，胡適對“革命”和“改良”的用語還是有所區(qū)分。他在1916年10月寫信給陳獨秀闡明其文學主張時，說“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人手”，他用的是“文學革命”；而在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正式發(fā)表與信件內(nèi)容基本相同的《文學改良芻議》時，他則把常用的“文學革命”換成了“文學改良”，避免與社會話語中的“革命”觀念相混淆，也意在聲明自己文學上的改良主張。
胡適的文學改良主義，也體現(xiàn)在他白話新詩的“嘗試”上。胡適認為文學語言和文體的演化背后，實際上是文學表現(xiàn)技巧的提高和內(nèi)容的豐富，尤其是思維方式的進步，同時也符合中國文學進化的自然趨勢。因此，他將自己的新詩視為承續(xù)中國文學進化軌跡的又一次詩體大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實只是《三百篇》以來的自然趨勢”。從而把自己的白話詩納入整個中國文學傳統(tǒng)，以證明其合法性。從他論述新詩的邏輯和與傳統(tǒng)文學的關(guān)系看，胡適堅持的不是文學的斷裂式“革命”主張，而是漸進式的改良；不是對前代文學的完全推翻與摒棄，而是接續(xù)傳統(tǒng)資源所進行的更新與創(chuàng)造。但他也意識到，“自然趨勢逐漸實現(xiàn)，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進他，那便是自然的進化。自然趨勢有時被人類的習慣性守舊性所阻礙，到了該實現(xiàn)的時候均不實現(xiàn)，必須用有意的鼓吹去促進他的實現(xiàn)，那便是革命了”。在這里，他用“革命”一詞區(qū)分改良的程度，但在下文又特意解釋說：這種“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時間內(nèi)猝然實現(xiàn)，故表面上有詩界革命的神氣”。胡適把自己白話新詩的試驗與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相比附，可見他所認同的還是文學改良的主張。胡適還特意提醒讀者注意沈尹默的詩歌《人力車夫》中的“古樂府”的氣息，以及脫胎于《孤兒行》的事實；也提醒讀者注意自己《鴿子》一詩中“詞調(diào)”的存在。胡適一再強調(diào)新詩背靠傳統(tǒng)，而不是悖逆?zhèn)鹘y(tǒng)，努力拉近新詩與傳統(tǒng)詩詞的關(guān)系，強調(diào)新與舊之間的藕斷絲連，新中含舊，舊中啟新。
后被視為舉“文學革命”大旗的陳獨秀，在聲援胡適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雖用的是“文學革命”，但實際觀念與胡適的改良主張是一致的。陳獨秀開篇即說：“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日，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為革故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文學藝術(shù)，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進化?！彼昧水敃r在社會上頗具魔力的“革命”一詞，但特意強調(diào)自己所言革命源自歐洲，與漢語中朝代鼎革的“革命”之意不同。在此，陳獨秀觀點鮮明，對文學革命與社會革命做了區(qū)分。但他在后文中又說：“吾茍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雖經(jīng)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边@里，他把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糾纏到一起?！叭胃锩苯灾干鐣锩c前文中的文學“革命”中的“革命”含義不同。而且三次革命的內(nèi)涵和社會影響、意義也存在差別。戊戌變法傾向于改良，辛亥革命則是改朝換代。皆以“革命”指稱，容易使人誤解，從而把“文學革命”理解為辛亥革命一樣的徹底變革。接下來陳獨秀在討論傳統(tǒng)文學變遷時又說：“魏晉以下之五言，抒情寫事，一變前代板滯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為文學一大革命，即文學一大進化”。這里的“革命”又回到了文學的自然進化。陳獨秀對待古代文學的態(tài)度，有破有立，即他所言：“際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目的在于建設(shè)“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在陳獨秀看來，這些需要建設(shè)的新文學，實際上已存在于傳統(tǒng)之中，只是長期受壓抑，需要去發(fā)揚光大而已。這一點類同于胡適對白話文學的理解。由此看來，作為社會革命家的陳獨秀在文章中的“革命”一詞雖有歧義，有時在社會革命與文學改良之間游走，但在談?wù)撐膶W的時候，始終秉持的還是改良主張。
但陳獨秀作為一個思想革命領(lǐng)袖，孜孜不忘：“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意圖把文學改良與政治革命相結(jié)合，“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陳獨秀的著眼點是借文學改良解決社會政治革命問題，帶有很強的社會功利目的，很容易把文學導入社會革命的軌道，也易使讀者把文學革命與社會革命混為一談。而陳獨秀極端的態(tài)度也造成了對其文學改良理念的遮蔽。他說：“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支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還說：“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zhàn)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qū)！”加之后來“不容反對”“不容匡正”的絕對主張，易使民眾形成視文學“革命”為如火如荼激進的社會革命的錯覺，也使后來的新文學參與者更多受其革命精神與姿態(tài)的影響，而忽略了新文學早期改良的基本立場，把新文學視同與傳統(tǒng)文學對立，從而全盤、極端、粗暴否定傳統(tǒng)文學，致使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激進思潮逐漸占了主流和上風。但從文學理念上，我們不得不承認，胡適和陳獨秀其實如出一轍，都堅持“文學改良”的主張，僅僅是表述方式上的差別而已。文學革命中另一位善打攻堅戰(zhàn)的劉半農(nóng)也談到：“文學改良之議，既由胡君適之提倡之于前，復(fù)由陳君獨秀錢君玄同贊成之于后?！钡枳⒁獾氖牵宏惇毿愕摹拔膶W革命”雖與胡適“文學改良”同義，但在文學改良“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的情勢下，“革命”很容易被當時的社會大眾理解并接受，進而使“文學革命”迅速成為一個社會話語，為新文學運動制造了輿論支持。同時，“革命”話語與極端姿態(tài)也易招致反對，最終上演了新文學與復(fù)古派、學衡派、甲寅派的論戰(zhàn)，客觀上造成了“反對即是注意”的推進效應(yīng)。這也正是胡適后來認同“文學革命”，逐漸淡化“文學改良”話語的重要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