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季鸞的社評看新聞評論寫作的情理與文采

新聞評論是針對現實生活中新近發(fā)生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新聞事件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發(fā)議論、講道理，直接發(fā)表意見的文體，也是判定一家新聞媒體政治面貌的旗幟。由于新聞評論在新聞業(yè)務中起著統(tǒng)帥的作用，因此，新聞評論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著社會大眾對新聞媒體工作水準的評定與認可。那么，判斷一篇新聞評論好壞的標準是什么？從不同時期新聞評論的寫作規(guī)律來看，情、理、文采的統(tǒng)一是核心標準，一篇好的新聞評論應該同時具備這三個要素。

縱觀中國新聞評論的發(fā)展歷史，從梁啟超到張季鸞，從李大釗到鄒韜奮，他們的評論文章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為中國新聞評論寫作的不斷成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特別是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時期所撰寫的社評，聲情并茂的筆調、針砭時弊的議論、酣暢淋漓的文風，堪稱新聞評論寫作情理與文采統(tǒng)一的典范。因此，本文以張季鸞的社評為例，對評論寫作中的情理與文采進行闡述。

一、從張季鸞的社評看新聞評論寫作的情感要素

情感要素，強調新聞評論要以情動人，要有人情味。新聞評論要想達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就不能只是局限在簡單的議論說理環(huán)節(jié)，而是應在論證說理的基礎上，追求評論寫作的情感因素。因為評論文章只有做到動之以情，才能使讀者在閱讀中產生情感共鳴；只有讀者在閱讀中被評論文章的真情打動，才會進一步被評論文章的道理所折服，進而接受新聞評論的觀點。因此，在新聞評論寫作中，情感要素至關重要。

而從張季鸞的社評文章中，恰恰可以透過文字看到其真摯的愛國情感，不管是對腐敗政治的抨擊，還是對日本野心的揭露，亦或是對民眾的同情，情感充沛、聲情并茂的語言感染著每一位讀者的心。如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扶持下，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張季鸞當日在《大公報》發(fā)表社評《汪賊傀儡登場》，他激昂深情地寫道：“在日閥的亡華企圖下，汪賊不登場我們固然抗戰(zhàn)，汪賊登場我們更要抗戰(zhàn)，所以是絲毫沒有影響……今天南京的一幕劇，畢竟是我們抗戰(zhàn)史上的丑事，南京是我們淪陷了的首都，敵人在那里曾大舉屠殺我們的同胞，僅經紅十字會掩埋的尸體就有二三十萬具，而我們的婦女同胞受敵人的奸淫蹂躪，更是我們的千秋萬世之羞。這深仇重恥，我們還未曾報雪，而汪賊群奸竟在同胞的血尸之上，敵人的刺刀之下，扮演傀儡丑劇，真是喪盡了天良！報仇雪恨，抗敵誅奸，這責任完全負在我們全國同胞的肩上?！边@段文字慷慨激昂、飽含真情，既揭開了汪偽政權的丑陋面目，又發(fā)出了振奮人心的抗日呼聲，增強了社評的情感號召力。當這篇社評被刊載后，廣大年輕學生受此鼓舞，紛紛參軍，奔赴抗日戰(zhàn)爭前線，展現了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決心和信心。

二、從張季鸞的社評看新聞評論寫作的說理要素

“理”指道理，這個要素是基于大眾傳媒的教化功能和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而言的，新聞評論與小說、散文等文學體裁不同，也與新聞報道有明顯差異，它的核心在于觀點表達以影響社會輿論，也就是說，說理要素乃是新聞評論的本質特征。通過對新聞事件或社會熱點的評論，引發(fā)受眾對問題進行關注和思考，進而形成對是非曲直評判的尺度標準。因此，新聞評論在引導正確的價值觀、社會觀形成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與新聞評論的情感要素相比，“情”固然能引發(fā)受眾共鳴，但“理”才是評論文章應有之義，評論文章的結構、語言表達、論證內容都是為了闡述一個道理，即文章的主旨。因此，在新聞評論寫作中，說理要素最能體現出評論的價值所在。

張季鸞在《大公報》上所發(fā)表的社評，不僅提升了《大公報》的社會地位，而且也對當時中國時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究其原因，還在于張季鸞評論說理之透徹，判斷之準確，做到了以理服人。具體來看，其說理要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一）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由于張季鸞在擔任《大公報》總編輯時，正是中國時局動蕩時期，內憂外患，因此，張季鸞以言論救國為理想，并繼承了我國近代報業(yè)“文人論政”的傳統(tǒng)，在報紙上就國家政策、政治腐敗、抗日救國、社會教育等問題展開論述和分析，選題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做到了針砭時弊、言之有物。例如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張季鸞寫了大量的社評如《國家真到危重關頭》《望軍政各方大覺悟》等文章，揭露日本要吞并中國的野心，以警醒國人。而隨著時局的變化，在七七事變后，張季鸞又刊發(fā)了許多宣傳抗日救國的社評文章，如《置之死地而后生》等都是不朽的名篇，激勵了國人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念。

（二）公正客觀的說理方式

盡管新聞評論是主觀的意見表達，但從傳播效果來看，能否在評論中做到公正客觀、不偏不倚，是對新聞評論員素質的極大考驗，而張季鸞所撰寫的社評，就很好地展現了其出色的評論寫作能力。在《大公報》1926年9月1日所發(fā)表的文章《本社同人之志趣》中，他鮮明地提出報紙“四不”的辦報方針，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強調報紙的公正性。在1936年4月1日張季鸞撰寫的社評《今后之大公報》中也對該報“公正性”進行了解釋，“要求同人盡可能地剖析事實，衡量利害，不畏強權，不媚時尚，期以工整健實之主張，化全國各種感情思想上之歧界”。由此可以看出，張季鸞對新聞事業(yè)客觀公正的追求，就社評而言，他能夠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客觀分析，不感情用事，不隨聲附和，而是以嚴謹的態(tài)度、縝密的邏輯來講道理，發(fā)議論。

三、從張季鸞的社評看新聞評論寫作的文采要素

“文采”狹義上是指作者的寫作功底，具體通過文章結構、用詞和語言的生動性得到體現。如果說情和理是評論必須具備的要素的話，那么文采就是評論的加分項，好的文采能為評論文章錦上添花。因此，如果想要給受眾留下深刻印象，引發(fā)更大的傳播效果，文采是不得不考慮的一個要素。

由于張季鸞受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其社評文章生動形象，通俗易懂，常常使用排比、對稱等修辭手法，使得文章閱讀起來酣暢淋漓、氣勢磅礴。其社評文采要素的應用包含了如下兩個方面。

（一）犀利的文風

張季鸞曾經對自己的社評寫作技巧做了如下概括，“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在其著名作品《蔣介石之人生觀》中，張季鸞運用生動形象的語言、犀利潑辣的文風，將蔣介石蔣宋聯(lián)姻以繼續(xù)革命的觀點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批判，文中有這樣一段議論：“嗚呼，革命者，悲劇也，革命者之人生意義，即應在悲劇中求之。乃蔣介石者，以曾為南軍領袖之人，乃大發(fā)其歡樂神圣之教。夫以俗淺的眼光論，人生本為行樂，蔣氏為之，亦所不禁，然則埋頭行樂已耳，又何必嘵嘵于革命？夫云裳其衣裳，摩托其車，鉆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則洋場華屋，行則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發(fā)此種墮落文明之陋論，并國民正當之人生觀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評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寧政府軍隊尚有數十萬，國民黨員亦當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而十數省戰(zhàn)區(qū)人民，因兵匪戰(zhàn)亂，并黃面婆而不能保者，蔣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義之人生？甚矣不學無術之為害，吾人所為蔣氏惜也?！边@段文字精彩紛呈、妙語連珠，在冷嘲熱諷中指出了蔣介石“不學無術”之德行，全文一氣呵成，跌宕起伏，堪稱文采斐然的社評佳作。

（二）語言的通俗易懂

張季鸞雖然具有扎實的國學功底，但在社評寫作中，特別是在抗戰(zhàn)開始后，常常用平實直白的語言來說理論述，使得社評文章深入淺出、平易近人。正如徐鑄成在談到張季鸞的社評時說，“張先生的白話文，還有裹過腳的痕跡，但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寫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谷諔?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張季鸞撰寫的社評《最低調的和戰(zhàn)論》就是“樸質沉痛”這種語言風格的代表性作品，在這篇社評中，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過多的修辭，只是用淺顯通俗的語言分析中日戰(zhàn)爭的局勢，進而揭露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本質，文章觀點明確，語言通俗易懂，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今天當我們重讀張季鸞的社評時，固然會看到其思想主張的局限性，但從其社評寫作的情理與文采來看，至今仍有借鑒意義。當下許多新聞評論要么居高臨下、俯視讀者，要么言之無物，內容空洞，無法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自然也就達不到評論的傳播效果，而張季鸞在社評中將“情”“理”“文采”很好地統(tǒng)一在一起，共同構成了社評的寫作要素，這種寫作方式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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