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世界眼光”與現(xiàn)代化敘事

 “文革”后文學界念茲在茲的，莫過于如何使文學擺脫政治獲取自身的獨立性。1980年代的文學正是在這條“去政治化”而“重返自身”的道路上蜿蜒前進。作為·種文學史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者同樣也有著這樣強烈的訴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fā)生發(fā)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但是，如果與稍后的上海學者的“重寫文學史”對“審美性”這個“純文學”標準的執(zhí)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卻并不單單強調文學的審美特征。它既強調從文學的“內部”來把握20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征，同時又對文學“改造國民靈魂”這一啟蒙特征進行了充分肯定。而且，“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并沒有完全拒斥從“政治角度”考察文學，而是在批判“只從政治角度”這個“工具論”文學觀的同時，提出了更廣闊的概念——“文化”。
在談到文學研究如何既要“走進文學”又要“走出文學”的時候，陳平原引入了文學研究的“文化”角度：
“走進文學”就是注重文學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強調形式特征、審美特征；“走出文學”就是注重文學的外部特征，強調文學研究與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民族學、心理學、歷史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倫理學等學科的聯(lián)系，統(tǒng)而言之，從文化的角度而不只是從政治角度來考察文學。
進一步說，“文化角度”就是既包含了“政治角度”，但又不止于“政治角度”，它具有更廣闊、豐富的內涵?！拔幕痹凇岸兰o中國文學”顯然是一個關鍵詞，盡管三位提出者都認識到“現(xiàn)在談文化是很危險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犯‘常識性錯誤’”，“文化似乎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裝”，但是，他們還是心照不宣地暢談起了“文化”，并對當下的“尋根文學”給予厚望。“文化”這個詞以寬泛而模糊的內涵，既擔負著文學擺脫政治束縛的努力，又成為研究者的參與民族文化重建的新途徑。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如此關注“文化”，不能不說和此時“新啟蒙”思潮的“文化熱”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lián)。1980年代中后期，“新啟蒙”思潮的重心從政治批判轉向了文化反思，“中西文化比較”和“民族文化重建”成為這一時期的人文知識界的核心。
“‘文化熱’作為契機，或者中介，讓所有學科的學者，都能夠站出來，表達他的關懷?！瓗缀跛凶x書認字的人，都敢談‘文化’，或借‘文化’談‘政治’，體現(xiàn)我們的社會責任感?？梢赃@么說，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特別像‘五四’時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學、自由、獨立等寬泛而模糊的旗幟下，共同從事前輩未竟的啟蒙事業(yè)?！薄岸兰o中國文學”借助的正是“啟蒙”、“現(xiàn)代化”、“民族意識”等一整套“非政治”的文化表述將自身的“政治性”充分自然化了。
與“文化”同時被引入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還有“世界眼光”，它也成為觀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參照系：“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成為“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xiàn)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形成現(xiàn)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后來的研究者都能夠輕易地指出這些表述背后的“中國/世界”、“傳統(tǒng)/現(xiàn)代”的二元對立：“許多文化批評家都已注意到民國時代和20世紀80年代的相似之處，他們指出80年代是一個追求文化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新’啟蒙時代?！@股思潮的格言就是‘走向世界’。”但是卻沒有注意到這種“二元對立”背后，“世界眼光”和“文化角度”的融合，“中國，世界”的對比恰是在“文化”范疇中被表述為“傳統(tǒng)/現(xiàn)代”的對立。
這是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典型敘事。“文化熱”中產生的兩套著名的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走向未來》以及另一本影響非常大的著作《走向世界文學》，書名就蘊含著非常有意思的象征意味：從空間上看，中國是外在于“世界的”，從時間上看，“世界”代表著“未來”，而中國走向未來的途徑就是走進“世界”。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倡導者那里，“‘現(xiàn)代化’首先是一個與‘世界文學’結合在一起的概念”㈨’，“現(xiàn)代化”與“走向世界”的密切聯(lián)系是顯而易見的。“走向世界”就是一個“現(xiàn)代化”的過程，而“現(xiàn)代化”歸根結底就是“文化的現(xiàn)代化”，“文化”、“世界眼光”和“現(xiàn)代化”立場就通過這種表述融合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新的文學史敘事。這即是陳平原所謂的“現(xiàn)代化文學史敘事”：“說白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用‘現(xiàn)代化敘事’來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階級斗爭的眼光?！薄耙浴锩ⅰ巍?、‘階級斗爭’作為文學敘事的框架，這是有問題的。我們改用現(xiàn)代化進程，以及世界文學背景，來思考并定位近百年的中國文學?！薄岸兰o中國文學”論通過“文化”這一中介，實現(xiàn)了從“革命敘事”到“現(xiàn)代化敘事”的文學史敘述的范式轉換。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里，“現(xiàn)代化”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理論預設和“認識性裝置”，構成了研究者確立文學史觀念的價值取向和基本出發(fā)點。而研究者們的那種自信也正依賴于對現(xiàn)代化理念的樂觀態(tài)度。
重新認識歷史，正是源于現(xiàn)實的需要。我們如今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現(xiàn)代化”敘事的問題，是因為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受挫，那么1980年代的“現(xiàn)代化”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中心話語，也是因為中國社會迫切地需要現(xiàn)代化。一些海外學者曾細心地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與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對鄧小平理論所作的概括中的一段話比較，發(fā)現(xiàn)二者的表達是驚人地近似，不同的是前者針對文學，后者針對經濟。時過境遷之后，錢理群對自己80年代文學史研究中的“現(xiàn)代化”立場進行了深刻的反思：“80年代樂觀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時代氛圍的影響，我對中國社會與文學的現(xiàn)代化的理解與前景預設是充滿理想主義與烏托邦色彩的；我?guī)缀醪患討岩傻卣J定，西方的現(xiàn)代化道路就是中國的現(xiàn)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現(xiàn)代化模式與現(xiàn)代化本身必然產生的負面，則基本上沒有進入我的觀察和思考視野?！?
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敘事”是80年代“新啟蒙主義”文化語境的產物，那么對它的反思不僅要從這一歷史語境中跳出，還要依賴于新的理論視角的發(fā)現(xiàn)。1980年代中國所接受的是流行于冷戰(zhàn)后美國產生的“現(xiàn)代化理論”，它是從一個國家的內部來考慮現(xiàn)代化的問題，并把“文化”的落后作為后發(fā)展國家邁進現(xiàn)代化的主要障礙。受此影響，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成為1980年代文化大討論的重鎮(zhèn)。1990年代以來，在大規(guī)?！胺此棘F(xiàn)代性”的潮流中，“第三世界理論”、“全球化理論”以及新的“世界體系理論”的引入，使對1980年代的流行的“現(xiàn)代化理論”有了新的認識和反省。在全球化的視野中，不僅第三世界國家和西方中心國家的沖突是后發(fā)展國家落后的重要原因，現(xiàn)代化的途徑和標準也不再是參照單一的“西方模式，而有了多元化特征。學界的研究開始了從“現(xiàn)代化”到“現(xiàn)代性”的轉變，對于“現(xiàn)代化”的單一的本質化的理解逐漸成為一種多元的、復雜的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現(xiàn)代性”知識。海外學者王德威、劉禾、李歐梵對中國文學多種“現(xiàn)代性”的發(fā)現(xiàn)，國內學者汪暉提出“反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代性”理論，李揚對“50-70年代文學”現(xiàn)代性的重新解讀，程光煒等倡導的“重返八十年代”等等，這些反思突破了80年代啟蒙語境和現(xiàn)代化的知識局限，都是對“新啟蒙”語境下形成的“現(xiàn)代化敘事”文學觀念的質疑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