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海明威作品中的“非理想女性”形象其實還可以進行細分，一種就是女性主義者所說的“妖女”或是女“惡魔”。如《弗朗西斯·麥康伯短暫的幸福生活》中的瑪格麗特、《乞力馬扎羅的雪》中的海倫等。她們是誘惑的，不道德的，危險的，她們威脅男性的存在，壓制他們的個性，甚至危險男性的生命。這無疑是男性對于女性力量恐懼和隱憂的折射。而另一類，即所謂“中性女性”。如《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布萊特、《喪鐘為誰而鳴》中的比拉爾、《伊甸園》中的凱瑟琳等，她們獨立自主，有著剛強的意志和獨特的個性，她們不依賴男性而存在，也并不試圖去引誘或毀壞男性（從邏輯上說“妖女”們的存在依然是依附于男性的），她們不是男性理想中的女性，但也不是威脅，她們唯一威脅到的，是男性至尊的主宰地位。這些所謂的“中性女性”，實際上是隨著時代變遷出現的新女性的代表。
20世紀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由于婦女走出家門，其地位產生了很大變化。20至30年代西方出現了第一次婦女解放運動高潮。婦女逐漸取得了平等的選舉權、經濟權，在道德觀和價值觀上，一些先鋒女性則對傳統(tǒng)女性的道德價值規(guī)范采取了叛逆的姿態(tài)，她們穿短裙、留短發(fā)、打高爾夫、開汽車、吸煙、喝酒、跳舞，而許多現代女性雖然沒有采取這么激進的方式，但在價值觀念上，她們與傳統(tǒng)女性已經有了天壤之別，她們參加工作，經濟獨立，不依附男性，渴望與男性享有同樣的權利，這些人被稱為“新女性”。這些不可能不對海明威的思想和生活產生影響。
實際上海明威的母親就是一個不同于傳統(tǒng)女性的新女性。20年代，海明威在巴黎開始創(chuàng)作。當時的巴黎女性主義盛行，80多個女性團體容納了6萬多個成員。許多先鋒女作家和女藝術家們在巴黎嶄露頭角，海明威文學上的導師葛楚德·斯坦因就是其中一位。另外，海明威的四任妻子也都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現代女性。哈德莉喜愛旅行、滑雪，波琳是法國《時尚》雜志編輯，熱愛騎馬、射擊，瑪莎是個新聞記者，喜歡打獵，而第四任妻子瑪麗·威什則是《時代》雜志記者，還擁有深海釣魚的技能。所以我們不難看出，海明威一方面排斥、貶抑女性，喜歡“硬漢”式的男子氣概，塑造溫柔、順從的“理想女性”，以此來對抗母親所代表的強勢女性力量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又對這樣的女性表示欣賞，他總是與這樣的女性陷入愛河，又總是在作品中對這樣的女性表達真正的敬意。《太陽照常升起》被刪節(jié)的原稿中第一句話就是“這是關于一位女士的小說。她的名字叫阿什利夫人……”[10]由此可見，女主人公布萊特并不是小說中男性的陪襯，反倒是真正的主角。某種意義上說來，這樣的女性才是海明威心目中真正的“理想女性”。但男性主人公（或者海明威本人）受到她們的吸引后，卻又不甘心失去自己的男性氣概和主導地位，總是試圖將她們規(guī)范或是馴化成“天使”式的女性，這就最終造成了兩性關系的緊張和破裂，所以在海明威筆下，美好的兩性關系從來都無法走入家庭的圣殿，《太陽照樣升起》、《遠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莫不如此，這些兩性關系的悲劇無疑是海明威對于兩性關系缺乏信心的體現，從更廣泛意義上來說，恐怕也暗喻著男性關于女性的理想——母性與欲望的完美合體——的無法實現吧。